李炎，即唐武宗，唐穆宗李恒第五子，唐敬宗李湛與唐文宗李昂異母弟，生母為宣懿皇后韋氏，唐朝第十五位皇帝，在位共6年，下面知秀網小編就為大家?guī)碓敿毥榻B，接著往下看吧。

開成五年(840年)文宗病重時，李炎被宦官仇士良和魚弘志矯詔擁立為皇太弟，文宗駕崩后即位為帝。在位期間，知人善用、正風肅紀、限制門蔭特權、平定昭義之亂，革除了一些后唐弊端，使唐朝在形式上獲得了統(tǒng)一，史稱“會昌中興”。公元846年，李炎駕崩，年僅三十三歲，廟號武宗，葬于端陵。

主要成就——政治

削弱宦官勢力

武宗在位期間，任用宰相李德裕，在執(zhí)政期間，中書省的職能作用發(fā)揮較好，因而宦官的勢力被削弱了。在公元842年(會昌二年)四月，大宦官頭子仇士良見武宗日益親重李德裕，仇士良更加恐懼，便散布流言蜚語，稱“宰相作赦書，要削減禁軍衣糧和馬草料等費用”，欲以此激怒禁軍鬧事。李德裕聞訊后立即向武宗面奏此事。唐武宗遣使者到神策軍(禁軍)去宣布御旨：“赦令是朕的意思，一切都是朕的安排，無關宰相之事，你們敢這樣?”將士們被震懾住了，恢復了平靜。仇士良惶惑不自安。

仇士良的陰謀被揭穿以后，只好惶恐地向武宗謝罪。在仇士良的陰謀被挫敗后，唐武宗沒有乘勢對他采取進一步的行動，而是將他提升為觀軍容使，以領神策左、右二軍。名義上得到了升遷，實則卻被剝奪了對禁軍的控制權。仇士良明白唐武宗對他的態(tài)度，知道自己的處境不妙，以退為進，以身體有疾提出了辭職。唐武宗順水推舟，同意了他的辭呈，將他改任為內侍監(jiān)。內侍監(jiān)沒做多久，基于大勢已去，無東山再起的希望，仇士良被迫致仕。仇士良退職不久，就在自己的府邸死去。

會昌元年唐武宗前往涇陽縣圍獵。乙卯(二十五日)，諫議大夫高少逸、鄭朗在紫宸殿勸阻武宗說：“陛下近來游獵逐漸頻繁，出離京城也太遠，早出晚歸，荒廢了朝政?！蔽渥谀樕蛔?，承認錯誤。高少逸等人退出后，武宗對宰相們說：“朝廷設置諫官的本意，就是讓他們直言朝政得失，朕愿常常聽到?！崩畹略５仍紫帻R聲祝賀。己未(二十九日)，唐武宗擢拔高少逸為給事中，鄭郎為左諫議大夫。公元843年(會昌三年)唐武宗派人以貪瀆罪為由在仇士良家中檢查，發(fā)現幾千件兵器。于是，武宗下詔，削除仇士良的官爵，籍沒其家。

嚴刑峻法

唐武宗繼位后，在政治上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。其最突出的表現是，以嚴刑峻法為中心，對貪污、腐化等丑惡現象進行嚴懲，并且在會昌四年對冗官進行了裁減。公元844年(會昌四年)，唐武宗聽從李德裕之言一下裁掉官吏2000多人，本著“治理亂世，使用重刑”，武宗朝立法極其嚴峻，尤其對官吏貪贓枉法的懲治，更是從重從嚴，絕不姑息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為貪污納賄乃官僚隊伍腐丵敗現象中最為人們痛恨的行為。公元840年(開成五年)正月，唐武宗在即位赦文中宣布：“在開成五年二月八日之前，除了十惡不赦、背叛國家、故意殺人、官員貪贓枉法，這些人不予釋放，其他罪犯不管罪行輕重，全部釋放?！崩畹略Ｈ胂嗪?，肅貪廉政建設就在更加廣泛的范圍內展開了。

公元841年(會昌元年)正月，武宗下詔：“朝廷刑罰，理當一視同仁，官吏貪贓枉法，不應該有特殊待遇，內外文武官如果收入臟物絲絹三十匹，全部處以極刑?！倍露赵俅蜗码罚瑢倮糌澪蹪M千錢的，即處以死刑。這樣以詔敕的形式，規(guī)定嚴懲貪污的標準，不難看出武宗君相對廉政建設的決心。考諸史籍，會昌一朝對官吏貪污的懲治，始終沒有放松，而是一貫嚴懲不貸，保持肅貪政策的連續(xù)性、穩(wěn)定性。公元842年(會昌二年)四月，武宗加尊號后，又宣布大赦，但仍將“官典犯贓”與十惡、叛逆、故意殺人等罪行并列，不在赦宥之限。公元845年(會昌五年)正月，再次大赦，但對官吏犯贓依然不予寬宥，并說，“除去惡人，進賢納士，將命令執(zhí)行起來，懲治貪贓枉法的官吏與罪犯，這好比天降神靈，廉政建設也有所成效”。顯然是對會昌年間嚴懲貪官政策的肯定和自譽。

關于會昌時期的廉政建設，舉措值得稱贊的尚有以下事，公元841年(會昌元年)十一月，御史臺奏請調整京城文武百官及庶人喪葬事，以為官員大辦喪事，難免借機變相受賄行賄，墮敗政風，對此進行限制，無疑有助于政風的廉潔。唐代官俸不高，許多官吏的薪俸收入，尚不能養(yǎng)家糊口，還有許多地方薪俸發(fā)放不及時，這樣就難免心生他念，轉而刻剝于民以自奉。另外唐人重內輕外，多個愿到外地為官，特別是不愿到邊鄙之鄉(xiāng)或氣候等條件惡劣之地任職，結果造成了京師及一些繁華之地官吏冗多，而有些地方則缺官少吏。為解決這個問題，開成五年三月，武宗即位不久，就下制調整百官俸料。李德裕入相后，這項工作就具體展開了。會昌元年中書門下上奏：“河東、隴右、鄜坊、邠州等離的較遠，給他們多加俸祿。自后聽訪聞戶部所給零碎俸祿，也不及時，觀察使私吞部分，都用到別處，加了俸祿，卻給不了遠方的官吏。臣等商議，希望今日以后，命令戶部以實物仍及時支遣，每個地方都派觀察判官專判這項工作，按月分放，不能用在別處，如果有違規(guī)，觀察判官會被遠貶?！北ＷC官員的薪水及其按時發(fā)放，乃是穩(wěn)定官吏隊伍至關重要的環(huán)節(jié)，特別是偏僻之地，這個問題解決的好壞，直接關系到官員能否安心于本職工作。會昌時期嚴格薪俸發(fā)放的管理，就是試圖從最基本的問題入手，來加強官僚隊伍的建設。

又據史載，武宗君相面臨這樣一個問題，“赴京趕考的的官人都有債務，上任是才還債，以至于他們貪贓，罔不如此?！瓊鶆盏姆e累，古時便亦是這樣，和現在的也都差不多”。單靠嚴刑峻法，是不能完全解決的。既然貪污的產生與俸祿的產生有密切的聯系，那么就必須從他們的實情出發(fā)解決其實際的困難，如為解決官吏的京債問題，會昌時增加了他們的薪俸，同時國家借款給他們以償債，“月選官允許借錢，可加給兩月俸料，待遇優(yōu)厚”，給官吏養(yǎng)廉銀以促使其奉公守法，雖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貪贓枉法問題，但一定有其積極的作用，歷史上有許多王朝都曾采用過給養(yǎng)廉銀以杜絕貪污這個辦法，也可以說明這一點。會昌年間的吏治建設，雖然沒能最終扼制李唐王朝漸近衰落的趨勢，但會昌朝局在整個中后期，還算相對景氣的一個時期，其間所以能取得對回鶻戰(zhàn)爭的勝利，并平定了澤潞鎮(zhèn)，與此都不無關系。王士禛謂“武宗的時期，幾乎恢復開元、元和的盛世”，雖稍嫌溢美，但會昌朝政確有可取之處，尤其是在吏治的整頓與建設方面，則斷然無疑。

加強相權

宰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，在封建國家的中樞體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，具有無可比擬的權力，“宰相之職，佐天子總百官，治萬事，其任重矣”，因此，在某種意義上來說，宰相輔佐的好壞，其權力行使充分與否，對中央集權制的封建政治影響很大，直接關系到朝政的優(yōu)劣。

因此，皇甫湜在唐憲宗元和三年(公元808年)就曾上書直諫，指出時政敗壞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“宰相之進見亦有數，侍從之臣皆失其職，……股肱不得而接，爪牙不足以衛(wèi)，其危甚矣”，也就是說，宰相及侍從官的失職與不得實權，乃是朝政日墮的原因，基于此，他建議憲宗應該“日延宰相與論義理”，即經常同宰相商議國事，保證他們能真正擁有輔弼的實權。

我們知道，隨時間的推移，尤其是安史亂后，唐初那種以中書、門下、尚書三省為政務中樞的體制逐漸解體，終至被翰林院、樞密院和“中書門下”(政事堂)組成的新中樞所取代，相權隨而漸遭削弱。特別是“甘露之變”以后，“天下事皆決于北司，宰相行文書而已”，文宗開成時期的宰相更是近乎宦官專權的附屬品。

因此，會昌時期李德裕加強相權的做法，對于抑制宦官權力擴張，提高朝官的聲威，保證政令統(tǒng)一出自宰相府，就有很明顯的積極作用，至少客觀上有這個效果。

公元840年(開成五年)九月，李德裕入相不久，即向武宗進言為政之要，其中很重要的兩點就同相權有關。他認為應該政歸中書，保證宰相確有輔弼之權，但同時他又建議限制宰相的任期，宰相在位時間不宜過長。

他說，“政去宰相則不治矣。在德宗最甚，晚節(jié)宰相惟奉行詔書，所與國事者，李齊運、裴延齡、韋渠牟等，迄今謂之亂政。夫輔相有欺罔不忠，當亟免，忠而材者屬任之。政無它門，天下安有不治?先帝任人始皆回容，積纖微以至誅貶。誠使小過必知而改之，君臣無猜，則讒邪不干其間矣。……開元初，輔相率三考輒去，雖姚崇、宋璟不能逾。至李林甫權乃十九年，遂及禍敗。是知亟進罷宰相，使政在中書，誠治本也?！蓖ㄟ^這種既切實保證相權，又加以一定限制的做法，就可以使宰相很好地行使自己的參政大權，干好統(tǒng)率百官的工作。加強相權的另一重要舉措是，恢復了中書舍人參與臺閣常務的權力，“會昌末，宰相李德裕建議：臺閣常務，州縣奏請復以舍人平處可否”。

清理入仕門徑

唐末人劉允章曾上言，陳述唐后期的弊政，指責仕途太濫;范祖禹也認為唐末仕途太濫，實系當時一大弊端，其禍不在割據之藩鎮(zhèn)和專權的宦官之下。因此，整頓吏治就必須追根溯源，找出腐丵敗的根由，然后施以救治之方。會昌期間，對選拔官吏進行了較為嚴格的控制，企圖從官吏來源入手，加強官僚隊伍建設。為此，李德裕主要采取了以下對策。

首先是嚴格進士覆試制度，提高銓選質量，選拔真才實學。進士科是唐代選拔官吏的一個重要門徑，曾起過非常積極的作用，但隨時間的流轉，“進士科當唐之晚節(jié)，尤為浮薄，世所共患也”，其弊端也日趨明顯。

有鑒于此，公元843年(會昌三年)正月下敕文，“禮部所放進士及第人數，自今已后，但據才堪即與，不要限人數，每年止于二十五人”，這樣做，雖難免依權弄法，徇私舞弊現象的存在，但不拘一格、選拔真才實學確也收到一定效果，史言“李德裕抑退浮薄，獎拔孤寒”即此謂也。

又如，公元844年(會昌四年)，王起知貢舉，放及第二十五人，續(xù)奏五人才堪及第，結果由于覆試，只錄取一人;五年二月，諫議大夫陳商知貢舉，放及第三十七人，三月白敏中奉敕覆試，結果覆落七人。這樣嚴格選舉，自然有助于官僚隊伍素質的改善。

其次是對新科進士的實授，作了較為嚴格的規(guī)定，公元842年(會昌二年)四月，武宗下敕：“準太和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敕，進士初合格，并令授諸州府參軍，及緊縣尉，未經兩考，不許奏職。蓋以科第之一，必宏理化，黎元之弊，欲使諳詳。近者諸州長史，漸不遵承。雖注縣寮，多糜使職。茍從知己，不念蒸民，流例寢成，供費不少。公元842年(會昌二年)選格，改更新條，許本郡奏官，便當府充職一人，從事兩請，料錢虛占。吏曹正員，不親本任公事，其進士宜至合選舉，許諸道依資奏授，試官充職，如奏授州縣官，即不在兼職之限?！?/p>

按，進士中舉以前，由于經年苦讀，無暇過問閭里疾苦，故對民情并不諳熟，像從前那樣輒及第即除授正職，就難免出現“茍從知己，不念蒸民”的情況。當然，這不是舉子們的責任，因為他們沒有門蔭可以依靠，惟以伏案經年才有躋身仕途的機會，他們的不諳民情，在某種意義上說來，乃是社會制度造成。

針對這個實情，規(guī)定須經兩考，方可實授，則多少可以避免敕文所說的弊端。另外，從敕文中可以看出，對諸道奏授官也作了一定的限制，關于這一點尚有更為詳備的規(guī)定，“近日諸道奏官，其數至廣，非惟有侵選部，實亦頗啟幸門。向后淮南、兩浙、宣、鄂、洪、潭、荊、襄等道，并不得奏請。其三川邊鎮(zhèn)、河南北地遠官，無選人肯去，闕員稍多處，即任量切奏請，仍每道一歲不得過七員”。諸道奏授官過多，不僅造成“料錢虛占”，“供費不少”，給國家財政帶來巨大負擔，同時也“頗啟幸門”，使得恩非出于朝廷，權則歸于私門，容易形成地方集團勢力，影響朝廷威信。對此加以限制，不僅可以避免上述情況，也可以增強中央政丵府的凝聚力。

對策之二是，對官宦的門蔭特權進行了限制，并嚴格控制官員的兼職范圍，防止墮政害民，提高官吏隊伍的素質。唐人入仕之途甚多，除通過科考以外，利用門蔭特權入仕者，其數亦不在少，詳情見諸《新唐書·選舉志》。

科舉取仕固不免流弊，但較門蔭取仕，則其優(yōu)點十分顯明，因為凡參加科選者，必然要經過多年寒窗苦讀，不似有門蔭特權的子弟，可以不學無術而憑父祖的功勛勞績，直接獲得祿位!他們之中雖不乏杰出英才，但較之紈褲子弟，則實為鳳毛麟角，少之又少!

公元842年(會昌二年)四月，武宗下敕，其中云：“今一身屬太常金吾，一門盡免雜差役。今日已后，只放正身一人差使，其家下并不在影庇限?！咧染?，榮蔭子孫，蓋寵勞能，著存令式。近者漸寡廉樸，多補名身。不獨假蔭近房，兼有規(guī)求厚利。選曹既闕磨勘，長吏不聞糾繩。此弊公行，吏途太濫，自今后并須準格用蔭，人數年限，不得逾越。委吏部及御史臺嚴加寬察。據其選授官列本道本州，須審磨勘，稍疑渝濫，及察知冒賣資蔭，便收禁牒報有司?！?/p>

從中可知，門蔭特權，尤其是濫用、冒用門蔭特權，已成為中晚唐社會一大弊病，因為那些豪門子弟往往是“自幼授官，多不求學，未詳典法，頗有愆違”，不僅造成“吏途太濫”，而且還由于“一身屬太常金吾，一門盡免雜差役”，使許多人得免差役賦稅，這樣勢必影響政丵府的財政收入。

因此對門蔭特權加以限制，不但能提高官僚隊伍的素質，還可以擴大國家的財源，增加國家控制的編戶齊民，會昌時期人口有顯著的增長，恐怕與限制官宦的蔭庇權，使許多人口重入國家戶籍，也不無關系。因此，可以說，會昌年間明令限制門蔭特權，規(guī)定必須嚴格執(zhí)行用蔭標準，對于避免或減少“其中亦有影庇，真?zhèn)坞y分”，肅凈官吏隊伍有著積極的意義。

正風肅紀，加強監(jiān)督

為整肅政風，會昌時期嚴禁官員無節(jié)制的游宴，并取締了進士曲江集宴。我們先來看武宗公元841年(會昌元年)三月所下的一道詔書，“州縣官，比聞縱情杯酒之間，施行喜怒之際，致使簿書停廢，獄訟滯冤。其縣令每月暇日，不得輒會賓客游宴。其刺史除暇日外，有賓客須申宴錢者聽之，仍須簡省。諸道觀察使任居廉察，表率一方，宜自勵清規(guī)，以為程法?！碧拼倮舭匆?guī)定都有宴會錢，這在某種程度上刺激了不正常的消費活動，一個很明顯的表現，就是官員往往游宴無度，如此不僅造成物質財富的巨大浪費，也助長了奢侈之風，墮敗社會風氣，在民眾中造成惡劣影響。

而更重要的是，官吏因嗜酒貪杯，耽誤辦公，嚴重影響了政丵府機構的辦事效能!詔書所謂“致使簿書停廢，獄訟滯冤”，史不絕書，茲舉一例，“王源中為戶部侍郎、翰林承旨學士，性頗嗜酒。嘗召對源中，方沉醉醒，同列告之，源中但懷憂，殊無悔恨。他日又以醉不任赴召，遂終不得大任，以眼病求免所職?！币匀绱俗砩鷫羲乐苏莆照啵瑖液我缘弥?因此，武宗下詔禁止官員游宴，其意旨就在于促進政風的廉潔和政丵府形象的改善。

關于罷進士曲江集宴，史書載之甚詳，“武宗即位，宰相李德裕尤惡進士。初，舉人既及第，綴行通名，詣主司第謝。其制，序立西階下，北上東向;主人席東階下，西向;諸生拜，主司答拜;乃敘齒，謝恩，遂升階，與公卿觀者皆坐;酒數行，乃赴期集。又有曲江會，題名席，至是德裕奏：‘國家設科取士，而附黨背公，自為門生。自今一見有司而止，其期集、參謁，曲江題名皆罷。’”有人認為李德裕是出于“尤惡進士”才罷曲江宴會的，唐末五代的筆記小說更是眾口一辭，以為純系出于一己之好惡而為之，我以為此說不正確。德裕確實說過進士浮華，根藝不實之類的話，但奏罷曲江宴，“尤惡進士”并非主要原因，德裕的根本目的和主要動機，還是為了防止官僚小集團的形成。若非如此，他完全可以利用獨掌朝政之機，控制科舉選士，使恩出己門，組成自己的勢力集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