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很多言論和后世史冊中，大多認為發(fā)生于東漢桓帝和靈帝時的兩次黨錮之禍是傷及漢朝根基的原因。其實，知秀網(wǎng)小編認為東漢的“黨錮之禍”實數(shù)無奈之舉，是皇權的“不得已而為之”，接下來就來給大家詳細講講，一起來看看吧。

東漢政治生態(tài)源于西漢，卻大不相同

要厘清東漢皇帝的政策動機，就必須先弄清楚縱觀整個東漢的豪族政治生態(tài)。要弄清東漢的政治生態(tài)，就不得不從西漢開始聊起。西漢武帝時期，經歷了文景之治后，國力大增。實力強大的西漢王朝旋即展開了反擊匈奴和開疆拓土的宏偉霸業(yè)，馴養(yǎng)戰(zhàn)馬、訓練精騎、打造軍械，并頻繁同東胡族系(當時已經分裂為鮮卑、烏桓等部)和西域諸國加強邦交。最終從武帝開始，以衛(wèi)青、霍去病為開篇，揭開了百年漢匈戰(zhàn)爭的最高潮。然而為了維持足夠的軍餉供給，西漢不可避免的加大了民間賦稅徭役。到了漢武帝晚年，社會矛盾有所激化，皇帝因此發(fā)布《輪臺罪己詔》。賦稅的增加引發(fā)了農民人口的流失，難以容忍重賦稅的百姓不得不投奔由先秦時期貴族和“士”演化而來的世家，這造成了土地兼并嚴重和納稅人口的隱匿兩大惡果。

中央財政的枯竭引發(fā)新一輪增稅，如此惡性循環(huán)之下，世家豪族日益崛起。到了西漢末年，豪族代表王莽已經能夠左右朝政大局了。王莽篡漢建立新朝，隨即就開始改制以變法，意圖擺脫豪族掣肘。但王莽新政觸動了豪族階層整體的利益，無益于背叛了扶持他上位的階級。更為重要的是，王莽想要解放依附于豪族名下的百姓，卻不知道在重農業(yè)稅的背景下，農民并不愿意取得經濟獨立。最終王莽被豪族重新扶持的劉秀推翻了，東漢王朝從一開始就被豪族世家把持，并且將豪族政治生態(tài)一直貫穿到東漢滅亡為止。

皇權與豪族世家的爭斗

皇帝，乃天子也。更何況劉秀被豪族集團選中，一定原因是借助了先漢的大旗。因此東漢從一開始就面臨占據(jù)皇位的劉姓天子和占據(jù)朝堂的豪族世家之間的斗爭。東漢皇帝的權力，相較之西漢要渺小的多。更為要命的是，為了鞏固東漢王朝的根基，皇后之位通常均從豪族世家中選出，這就造成原本應當站在皇帝一方的外戚，不可能幫助皇帝加強皇權。

在東漢近兩百年的歷史中，建立了彪炳史冊的不世之功的名臣名將，大多集中于六大家族。他們分別是鄧禹家族(最顯赫家族)、耿弇家族(三代為將的鐵血巨族)、梁統(tǒng)家族(與東漢同壽的望族)、竇融家族(武將外戚頻出)、馬援家族(軍事巨族)和陰氏家族(頂級外戚世家)，均為早年幫助劉秀奪取天下的從龍之臣后裔。不論文臣還是武將，不論前朝還是后宮，東漢的權力中樞都充斥著他們的身影。

“小人”宦官是如何上位的

東漢之前的中國歷史，雖然有宦官存在(不是太監(jiān)，不閹身)，但除了趙高特例之外，始終難以獲得極大的權勢。趙高掌權，根本原因還是因為皇帝的盲目信賴，東漢時期宦官的上位同樣如此。作為依附于皇帝的群體，得到皇帝支持是宦官權勢增大的先決條件。那么東漢皇帝為何要扶持宦官呢?這其實就是為了同豪族世家爭奪權力，加強皇權統(tǒng)治的需要。

漢光武帝劉秀，崛起于亂世之中，雖得豪族輔助，但自身嫡系實力和威望都很高。繼光武中興之后，開創(chuàng)明章之治的漢明帝、漢章帝等幾位君王同樣人望甚高。并且經歷王莽折騰和農民起義之后的世家豪族也在發(fā)展之中，彼此之間還可以相互制衡。但到了后面的東漢皇帝，越來越大的感受到了豪族世家對皇權的約束。因此需要尋求支持自己的人，來對抗豪族世家。外戚指望不了，底層民眾的知識水平又不夠(知識被豪族壟斷，紙張當時很貴)，就只能依靠完全依附于皇權的宦官群體了。正因為得到了皇帝的主動提拔，宦官的權勢才能日漸增長。

帝黨、外戚、宦官、世家

進入東漢中期開始，以皇帝、外戚、宦官和世家豪族連結一起，組成的官僚體系，共同構筑了東漢的政治生態(tài)，他們之間存在十分復雜的關系。首先，外戚雖然處于世家豪族，可是一旦成為權傾朝野的權臣之后，就會顆刻意排擠其他世家勢力，意圖一家獨大。并且外戚的權勢來源于世家實力和皇權兩方面，因此在雙方的斗爭中，態(tài)度曖昧。其次，世家豪族雖始終具有約束皇權的動力源，以此來維護自身的利益，但在漢朝新儒學的熏陶下，往往會有世家子弟出身的知識分子投奔到皇帝門下，成為帝黨一員。另外，皇帝雖然利用宦官打壓世家或外戚力量，但當宦官權勢過大之后，同樣不會心慈手軟。正是因為各方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，東漢后期的朝堂之上，風波始終不曾停歇。

東漢中后期，外戚梁冀專權(梁統(tǒng)家族)，扶持15歲的漢桓帝上位，因對朝臣皇帝驕橫無理，被成為“跋扈將軍”。成為皇帝的漢桓帝自然不愿意被當作傀儡，于是在當了13年無實權的皇帝之后，從宦官之中挖掘出幾個心腹，歃血為盟，聯(lián)手做掉了梁冀。梁冀源于世家，但成為外戚并開始專權之后，對其他世家的態(tài)度并不好。然而當他倒臺之后，面對宦官勢力的崛起，世家豪族之中的名士重臣，痛斥宦官掌權，意圖將權力重新收納到世家一邊來。漢桓帝迅速出手，指責這些人結黨營私，將他們抓捕或罷官，并規(guī)定永不錄用，這便是第一次黨錮之禍。然而當世家遭受重創(chuàng)之后，漢桓帝旋即收拾了曾幫助自己做掉梁冀的宦官，緩和了皇帝同世家的矛盾，但卻并沒拋棄宦官。

“賢臣”最終變成了梟雄

東漢一朝，豪族世家始終掌握著輿論宣傳的權力，因此將宦官斥之為“小人”，卻標榜自己為“賢臣”。只是東漢末年，氣候轉冷引發(fā)天下各處天災不斷，一時間民變四起。但在漢朝的朝堂上，各方勢力依舊勾心斗角，外戚、宦官輪番坐鎮(zhèn)中樞，無暇管控民間疾苦。在這種背景之下，民間信仰與道家遁世學說合流，漸漸出現(xiàn)了太平道和天師道等教派，最終天師道(五斗米教)割據(jù)漢中自立，太平道更是掀起了黃巾大起義，動搖天下。

中原板蕩，漢室衰微，只得寄希望于豪族世家，在地方上興兵勤王。但各地豪強世家卻借助動亂，紛紛招兵買馬，擴大地盤。曾經標榜自己是漢室“賢臣”的世家們，最終為了逐鹿中原，變成了漢末亂世的梟雄。

綜上所述，扒開東漢王朝的政治生態(tài)，我們會發(fā)現(xiàn)“黨錮之禍”源于皇帝打壓世家和加強皇權的需要，買官鬻爵更是由于世家經濟壟斷，減少了中央財政收入之后，皇帝的無奈之舉。